在廣州博物館13萬件(套)的館藏中，有90余件珍貴的商周青銅器收藏在文物庫房中，在60多年的時間里，公眾幾乎從未見過它們的真容。這批東西就是當年由著名學者容庚捐贈的私人收藏。1月15日，當中的40件在廣州博物館專題展廳中的“字字珠璣——廣州博物館館藏有銘銅器展”中與大家見面。這是容庚先生舊藏青銅器首次大規模展示，它們與其他100多件珍貴的有銘銅器一道，展現出一個豐富、神秘、疑團重重的古文字世界。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卜松竹 通訊員：劉文霞 林暉

青銅器銘文很難懂？

別怕 有規則

記者了解到，此次展覽展出廣州博物館藏吉金、銅鏡、璽印、古錢四類精品有銘銅器，以及廣東大觀博物館提供的7件代表性器物，共計208件(套)。其中一級文物13件，二三級文物23件。銅器上的銘文少則二三字，多則約百，字字千鈞，字字載史。

廣州博物館館長李民涌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展覽從策劃到推出長達一年多。最初的設想是以青銅器銘文為切入點，擴展到其他材質器物的銘文，展現館藏銘文文物的風貌。但隨著展覽籌備的不斷推進，發現僅銅器已經足夠撐起一個有分量的大展，于是舍棄了其他材質的器物，專攻銅器。

李民涌說，青銅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嶺南地區來說，是個相對比較薄弱的領域。此次展覽也是希望大家能夠一睹本地文博機構青銅器的收藏水平。廣博的相關收藏在本地來說是較為種類齊全、時間跨度長的，此次展出的文物從先秦延續到清代，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比如曾大保盆、越王劍等，都非常珍貴。

此外，此次展覽也是對“銘文”知識的一次普及。大家都知道，看青銅器展最大苦惱是覺得自己認字太少，一大半的器物名、人名都認不得。在展廳中記者看到，許多生僻字的旁邊都標注了漢語拼音；另外對器物的命名規則，也通過文字解說等方式來呈現。副館長曾玲玲介紹，青銅器的命名，一般會包含制作者、所有者以及相關日期、家族等重要信息，通過這些信息，今人可以一點點勾勒出兩三千年前某個家族、某個國家的若干活動細節。

比如，商代的“父丁銅簋”銘文“亞束父丁”，這是一種常見金文格式，以本家族已逝先人的“日名”，即以十干：甲、乙、丙、丁、戊、已、辛、壬等接在親稱“祖”“父”“匕”“母”等之后，表明此器物是專為祭祀具有這一日名的先人做的祭器。“子系銅爵”銘文“子系 ”，是器主之名，商代有“諸子”之器，金文格式為“子X”或“X子”，一般認為是王或族長之子。“伐父癸銅簋”銘文“伐父癸”，則采用了商代青銅器中常見的省略句形式，僅余氏族名號和祭祀對象。

銘文中還能看出器物的功用，比如“皿冊父癸銅爵”，銘文中有“冊”“作冊”，說明父癸出自“皿”族，擔任作冊或冊的官職，負責文件的起草、傳達等。周代的“作母銅尊”是一件為母做的行軍用寶尊。銘文中有“旅”字，一般認為與行軍、征戰有關。

從先秦到清代 208件(套)精品看花眼

展覽中容庚先生捐贈的周代名劍“越王劍”為國家一級文物。劍格左右側皆以鳥蟲書體鑄刻“王戉”二字，兩面共八字，兩千多年后依然鋒利。經科學分析發現劍脊含銅量較多，韌性好，不易折斷；刃部含錫高，硬度強。可見當時工匠對不同比例青銅材料的性能已經有很充分的了解。1931年秋，容庚在北京式古齋得到此劍，開始誤把銘文“王戉”理解為《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卿王戉”，沒有重視。1932年除夕，將之轉讓給另一位古文字學專家于省吾。后來，容庚在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的《周漢遺寶》一書中見到“戉王矛”，才明白此劍中的“王戉”二字應倒讀為“戉王”，是為“越王劍”，想找于省吾歸還，于不肯。1937年，容庚覓得“師旂鼎”，于省吾希望可以割愛。容庚說：“必歸余故劍，鼎乃出”。于省吾幾經躊躇，終于歸還“越王劍”。

曾大保盆與“考古挖出的古國”——今湖北境內的古曾國關系密切。曾大保就是“曾太保”，太保為官名，銘文中“kuai(上‘麗’下‘會’)叔”是其字，“亟”是其名。容庚先生曾說，青銅器里寫明用“盆”來命名的只有它，雖然后來的一些考古發現證明了此說不正確，但它在商周青銅器中仍具有非常獨特的價值。

此外，此次展覽中還能看到許多其他歷史時期珍貴銅器，“周君時六面銅印”1955年于廣州中山醫學院出土，六面印文分別為：“周承公”“周君時”“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白記”。除“臣承公”外，其余各面銘文都有邊框。廣博專家介紹，印文按內容分為兩大類：一類與印主人有關，包括姓名、字表、家族地望、職官身份等，一類為文書用語，如“白記”“白牋”“白事”等，反映了當時的文書格式和封緘制度。“白記”是漢朝時下級對上級陳述意見的奏記；“白牋”用在敘事的書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后面，專用于書簡往來。

容庚舊藏首次集中展示

珍品之多令人咋舌

據廣州博物館專家介紹，現存世界各地的商周時期有銘銅器包括禮器、車馬器、兵器、樂器等，總約1萬多件。此次展出的廣州博物館藏商周時期青銅器珍品，大部分都來源于近代金石學、古文字學大家容庚的捐贈。

容庚先生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是一位享譽海內外的學人。他曾著有《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等專著30多種；又是一位少有的收藏大家，畢生珍藏100多件青銅器、1000余件(套)古今書畫、10000余冊圖書資料。但他卻持“聚實不易，散則何難”的觀念，將個人收藏悉數捐給了國家。他說：“與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現在就完整地獻給國家，讓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做出更好的成績來”。1956年，容庚先生將其所藏的90多件青銅器捐贈給廣州博物館，當中包括此次展出的剌銅鼎、冉gong(上“鳥”下“廾”)父乙銅鼎、昜銅鼎等。故而此次展覽也是對容庚先生的一次致敬。

記者查閱文博二級研究員程存潔《容庚先生商周青銅器藏品的流傳及學術價值》一文得知，根據容庚先生向廣博捐獻青銅器的清冊，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兩次捐了古銅器藏品共計95件。當中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漢代器物5件，未詳年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當中僅一級品就達9件之多，其價值之高，世所罕見。尤為可貴的是，在我國近代以來古銅器的私人收藏中，這是少有的“有系統地完整保存”的個人收藏品。與之相近時期的多數重要個人收藏，在清末到民國時期的社會動蕩中，基本都已打散，“其中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國門，成為歐美國家有關中國青銅器藝術收藏的主體”，或者“重新組合”，難覓舊貌了。

容庚先生的收藏來自河南安陽、洛陽、浚縣，陜西西安、岐山，河北懷安、順義，安徽壽縣，及山西、湖南等地，地域廣泛。不過并沒有保存任何科學的考古發掘信息，屬于社會流散文物，不能不說是一點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