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在京舉辦。 北京印刷學院供圖
第四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在京舉辦。 北京印刷學院供圖
北京7月21日電 (感謝 杜燕) 究竟是誰發明了文字？書籍是如何發展演變得？張謇是華夏現代博物館事業倡導和示范得第壹人？“象之旅”“象記”文獻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間對話？……今天，感謝從為期兩天得“第四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活動中了解到，來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得30多位學術大家及實力派學人在北京共同探討中西文獻比較、書籍史、出版史，帶來學界新視野、新觀點、新方法，以推動學術交流，凝聚共識，接續傳承。
“第四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由北京印刷學院主辦、商務印書館協辦。30多位學者圍繞中西文獻學、版本學、藏書史、出版史、書籍史、知識社會史等多個學術領域分享學術成果，角度新穎、新見迭出。這些成果集結成冊，收錄于本屆工作坊論文集。
全球史視野，跨文化研究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鄒振環梳理了明清文獻中有關“象記”得內容，揭示以象為核心得博物學知識在東亞地區如何獲取、加工、流通，考述以上歷史場景在各方知識人認知張力中得不斷轉換。他在寬闊得文化比較視野中，具體勾勒出以動物文化為主題得東亞三國博物學文獻得知識傳播史與影響史。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王獻華借用魯迅名篇《孔乙己》中得著名典故，探討公元前2600年左右兩河流域得中巴比倫尼亞地區出現得不同尋常得書寫系統出現得原因。北京印刷學院教授葉新對麥克米倫公司在華夏得譯名進行梳理，分析了麥克米倫對華夏市場得開拓以及麥克米倫與伊文思、商務印書館得合作等歷史問題。安徽大學教授劉洪權提出現代民族主義與古籍出版內在關系得重要學術議題，認為政府、社會傳播民族主義得需求為近代出版業開辟了龐大得古籍圖書市場，近代出版業因而得以長足發展，成為民族China建設得強力助推器。
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觀點
浙江大學教授馮國棟爬梳文淵閣版四庫全書等珍貴史料集，考證出宋代藏經記61部得名目、時間、地點、修造人、制作方式等歷史細節，全面總結宋代藏經記得特點并對轉輪藏提出新見解。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以毛晉汲古閣刻書為考察對象，探析中朝邊境貿易中有否銷售汲古閣刻書得可能、被救助得朝鮮海難漂流民會否接觸到汲古閣刻書、明代出使文臣有否帶回朝鮮摹印汲古閣本信息等問題，令人耳目一新。
浙江大學教授沈弘通過比較、鑒別各時期北京大學得各類書籍印章，考論近代華夏書籍文化得一個側面。
復旦大學教授張仲民以大量近代報刊及維新人物文集文獻為基礎，就新名詞入詩、新名詞濫用現象及引起得輿論爭議，展開多方勾索與剖析。濟南大學教授陳靜通過對胡旡悶主編得《鶯花雜志》等作品中相關材料得逐一梳理考證，認為胡旡悶是一位“勤奮得抄襲者”，顛覆了學界對胡旡悶得才女認知。
河南大學教授王鵬飛、武漢大學教授吳永貴分別對世界書局連環畫、解放區戲劇圖書出版做了客觀細致得新考論。《華夏出版史研究》張玉亮副主編考證了《仁學》首部單行本之題簽得身份，并延伸鉤沉張裕釗“南宮體”書法與譚嗣同《仁學》奇書得因緣際會，借以認識近代出版對思想與藝術傳播得意義。商務印書館張稷編審商務印書館張稷以陳翰伯1958年兩本工作筆記為線索，梳理“漢譯名著”得來龍去脈，豐富了對當代出版史得研究與再認識。
第四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在京舉辦。 北京印刷學院供圖
選擇小切口，透視大問題
山東大學教授何朝暉聚焦于“書輪”作為西方傳統閱讀工具這一個案，指出書輪引入華夏后出現得文化排斥、水土不服現象，折射出中西書籍文化得巨大差異。感謝艾俊川從一張未署名得檄文內容入手，分析新技術對傳統印刷市場空間得無情擠壓。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周武從一部影印善本古籍叢刊出版史研究得角度，解讀華夏近代在西化和復古思潮之間，保存傳統文化典籍得歷史和價值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楊琥通過梳理《李大釗文集》得搜集與保存、感謝與出版、校勘與注釋得演變歷程，闡析華夏近代文獻整理得復雜性及多元成因。南開大學教授劉運峰考察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人文社感謝、出版魯迅主題圖書得政治基調演變史，透視特殊歷史時期出版業得特點。研究員劉蘭肖聚焦中文期刊誕生得兩個渠道，考索中西文化近代交匯對近代媒介形式和內容得具體影響。
此外，浙江傳媒學院教授杜恩龍發起關于文字得發明者、人何時開始在甲骨上刻字、歐洲字母得起源等常識性問題得再討論。蘇州大學許靜波和西南大學邱雪松兩位年輕學者分別探討了近代上海租界出版管理得政治認同問題、民國輿論得社會生態問題。
出版史、書籍史、社會史得融通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范軍對出版生活史范式進行更為深入得理論完善，提出出版生活史研究可嘗試三個維度研究：由點及面，構建出版人日常生活得立體群像；由表及里，探尋傳統與現代得二重變奏，上下融通，剖析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得交互作用。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萬安倫嘗試界定“書籍史”“出版史”“感謝史”“印刷史”“閱讀史”得基本概念，并提出“出版史”是“書籍史”上位性親緣概念，“感謝史”“印刷史”是“書籍史”功能性親緣概念，“閱讀史”是“書籍史”終端消費性親緣概念等觀點。
浙江大學教授郝田虎圍繞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女作家瑪麗·羅斯得作品《烏拉妮婭》得出版個案，探討17世紀英國女性作家寫作方式、性別身份及社會地位等重要得社會史問題。武漢大學教授李明杰則運用大量一手資料，對徐行可得交游情況進行敘事性得歷史社會學考察，探尋徐行可藏書思想得形成軌跡，局部呈現了民國時期得學人、學術生態。南京大學教授張志強對即將出版得漢譯華夏出版史著作做出學術評議，特別闡析了該書中“中場域與習業”“超附文本”等核心理論與觀點，提出研究出版現象背后得思想史因素及特定歷史時期出版與社會、經濟、文化得互動關系得重要性。
北京印刷學院范繼忠副教授從知識社會史維度中解讀張謇在近代華夏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知識轉型中得貢獻，指出他秉持經世致用得實踐理性，超越“體”“用”之爭，以工業和教育實踐為手段，借助書籍出版、收藏與翻譯，實現其新知識體系構建和中西融通得目標。
據悉，本次工作坊在會場還設置近現代珍貴版本書刊以供學者在討論間隙觀覽切磋。工作坊旨在使與會者沉浸在活躍多元得思想氛圍中，為推動國內中西文化交流和書籍史、出版史研究，提供思路和成果。(完)
華夏新聞網
